摘自知乎  易中天：勸君莫談陳寅恪

一、不該熱的熱了起來

已故歷史學家陳寅恪辭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聞的熱點人物，似乎是一件沒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學不是顯學，陳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眾情人。沒錯，這些年文壇銀屏上是有不少“歷史”，而且上演得轟轟烈烈，風頭十足，好像全國人民都有歷史癖，也沒患過健忘癥似的。然而最走紅的“歷史小說”和“歷史劇”又是什么呢？《還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戲說”，后者則被史學界斥為“歪說”。歷史在文藝作品中能不能“戲說”或“歪說”，這是另一個問題（比如《西游記》就是戲說，《三國演義》則是歪說，或不乏歪說成分）。但戲說、歪說不等于實說、正說，總歸是一個事實。它們和陳先生以及陳先生所治之史八桿子打不著，也是一個事實。所以，歷史小說和歷史劇走紅，并不意味著歷史學家也會走紅，也該走紅，何況那歷史小說和歷史劇還是戲說和歪說？事實上歷史學家無論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長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銘曰：“生于吳，歿于楚，勤著述，終無補”，說的大抵是實話。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因其學術成就而成為文化名人，卻很難因此而成為熱點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別的原因，比如吳晗。

陳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寫過從政治家、科學家到“引車賣漿者流”都人見人愛的新派武俠小說，也沒那么多門徒和擁躉。他的著作，選題既很專門，文字也很古奧，感興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興趣又看得懂的更是鳳毛麟角，哪里會弄得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過“香噴噴甜津津有點嚼頭，完了還能吹個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發表過聲討盜版集團的《告全國人民書》。他的著作才不會被盜版呢！沒有哪個小女生或小男生會去買《元白詩箋證》或《柳如是別傳》。柳如是？柳如是是誰？是王菲嗎？還是田震？陳寅恪又是誰？是汪國真、趙忠祥嗎？

陳寅恪還不同于吳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為“文藝黑幫”的頭子，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上下口誅筆伐的對象。他也不曾在建國之初公然向偉大領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時公然對抗，宣稱“只批林，不批孔”。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無聞的。他甚至不同于錢鐘書。錢先生和陳先生一樣，也是學貫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張揚。他的《管錐編》、《談藝錄》，也沒多少人看得懂。但錢先生畢竟寫過《圍城》呀！還被拍成了電視連續劇，還拍得挺成功。這就舉國皆知，人人趨之若鶩了。那么，陳先生可曾與大眾傳媒締結過良緣呢？沒有。

所以我贊同駱玉明教授的說法：“陳寅恪最不應該成為公眾人物”。

然而“最不應該成為”的最終還是“成為”了。而且，還弄到了人人都拿他來附庸風雅，誰不說陳寅恪誰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兒的程度。至于這些說詞究竟有多少符合歷史事實，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曉得了。正所謂：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陸游詩)。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冷和熱。最不該熱的熱了起來，就一定事出有因。

二、事出有因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國內民眾的關心，便多半帶有好奇心理。的確，像陳寅恪這樣可以公然不參加政治學習，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馬列主義的知識分子，在五六十年代還真沒幾個。然而陳先生不但做到了，還基本上安然無恙。他這顆“刺兒頭”不但沒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層還對他關懷備至，禮遇有加。就連飲食起居這類生活小事，也有勞身為“封疆大吏”的陶鑄親于過問，又是送牛奶，又是派護士。在那個就連陳毅元帥都吃不到蘋果的“三年困難時期”，陳家居然“雞魚等肴饌甚美甚豐”，讓前來探視的老友吳宓感慨不已。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們就很想知道，陳寅恪這“瞎老頭”受此優待，究竟憑的是什么？

疑團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釋。原來這陳寅恪并非等閑人物。他的祖父陳寶箴，未出道時就為曾國藩所器重，后來官居湖南巡撫，是戊戍變法時推行新政的風云人物。父親陳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號稱“晚清四公子”，晚歲則以詩文著稱，被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評價為魯迅之前中國近代文學成就最高者。在一個重血緣，重門第，重承傳，重淵源的國度里，這已經足夠讓人肅然起敬了。何況陳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歲時就東渡日本，以后又游歷歐美十數年，回國后與赫赫有名的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而1925年吳宓舉薦他任此教席時他才三十五歲。他學問大得嚇人，據說外語就懂十幾門（也有說二三十種的）。名氣也大得嚇人，據說毛澤東訪蘇時，斯大林還專門問起。英國女王也曾來電問其健康。這些都讓人嘖嘖稱奇，哎呀連聲。如此之多的光環加之于身，被推介給大眾也就不足為奇。

但這些顯然不是我們關心的。

海外學人的關注則難免帶有政治色彩。他們看到的是陳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殘，冷清寂寞，心情郁悶，晚景凄涼，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對此，他們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極大的憤慨和深深的惋惜，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一樣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稱之為“國民黨同路人”的余英時），硬要有意無意地要把陳寅恪塑造成國民黨政權的“前朝遺老”，認為他留居大陸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選擇，甚至對自己的“晚節”感到愧恥，為“沒有投奔臺灣而悔恨終身”，便未免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人，有些想當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為國民黨臺灣當局“國防部長”的俞大維由于對陳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絲毫不從政治取向上著墨，因為原本不必“多此一舉”么！

沒錯，陳寅恪在1949以后是不怎么積極合作，更不要說“靠攏組織”。他身為全國政協常委卻從不進京，對思想改造之類的運動更是語多譏諷，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這只是他的“獨立立場”所使然，與他對國共兩黨的愛憎好惡毫不相干。他要當真喜歡國民黨，當初怎么不跟著到臺灣去？事實上陳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論哪一個政府我也沒有關系，只要是能夠繼續讓研究古物”。這話雖然是冼玉清說的，卻很能代表陳寅恪的心聲。早在談到王國維之死時，陳寅恪即有“非所論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的說法，他自己當然也不會囿于“一黨之恩怨，一府之興亡”。看來，準確的說法是：陳寅恪和國共兩黨都沒有關系，也不想有什么關系。他只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學人，進行自己獨立的學術研究。我們最好還是不要違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進政治斗爭中來。事實上正如《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書作者陸鍵東所言，政治這個范疇，“已難以覆蓋陳寅恪的文化意蘊，也無法盛得下陳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學術呢？陳寅恪在學術上的意義又如何？他的學問、學識、學養、學術水平和學術成就無疑是頂尖級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稱作“教授中的教授”（鄭天挺），公認為史學大師、文化巨匠、曠世奇才？早在二十世紀中葉，陳寅恪便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其學術成就則涵蓋了歷史、宗教、語言、文化、文學諸領域，被視為一座豐富的文化礦藏。但學問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義大。陳寅恪的學術意義究竟有多大，我可沒有資格來妄說，而且也認為并不重要。因為陳先生的學術意義再大，也構不成他成為熱點人物的原因。史學畢竟不是顯學么！對柳如是、再生緣感興趣的人想必也不會太多。這些課題，和我們又有什么相干，犯得著大家都來過問？

陳寅恪如果有意義，那意義一定是超學科甚至超學術的。上海學者夏中義(上海交通大學)就持這種觀點。他認為陳寅恪的意義不在具體的學問、學術，而在學統。所謂“學統”，也就是“一種把學術作為生命意義來追求的學人傳統”。這玩藝，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學派那里才算有了點眉目，再到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時才算理清了思路。但“豎看百年中國學術史，從晚清、民國到共和國，能真正自覺地用生命去踐履”，并“使自身化為學統之鏈所以歷代未絕的悲愴一環者”，那真是舍陳寅恪而其誰（《九謁先哲書》）！也就是說，正是由于陳寅恪認準了這一條道兒走到黑，那個來之不易又命若游絲的“現代學統”，才總算沒有斷了香火。

這當然比只談學問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處就在于，如果那“學統”并無意義或失去了意義，還要不要堅持？如果我們有了意義更為重大的事情，這“學統”可不可以放棄？依我看，那個“學統”既然是乾嘉學派和梁啟超他們搞出來的，又只有百把年歷史，不堅持也罷，天塌不下來；而陳寅恪的一些弟子門生（比如汪籛，北京大學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難者)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則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建設新中國，解放全人類，顯然比堅持什么“學統”意義重大得多。

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談陳寅恪？

三、孤傲怪僻之謎

讀《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會有倒吸一口冷氣的感覺。

盡管陳寅恪的故事在那個時代遠不是最觸目驚心的，也盡管該書作者陸鍵東盡量用了一種平實的史筆來講述那發生的一切，但還是看得我驚心動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陳寅恪的清高自負外，就是他的孤傲與倔強，骨氣與膽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擬請陳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長，他開出的條件居然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這還不算。他還要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他開證明，“以作擋箭牌”。如果只是他陳寅恪一個人或中古所搞點“特殊化”倒也罷了，他還說“最高當局也應該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這就實際上是要全國學術界都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了，豈非存心“逆歷史潮流而動”？以草間布衣一介書生，而公然要求“最高當局”也聽他的話，從他之說，此等“狂妄”，豈非空前絕后膽大包天？

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組織拜年，被他拒之門外；北國政要來訪，也被多次擋駕。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況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熱的康生康大人？雖然對康生的拒絕是“有禮貌”的，理由也還說得過去：陳先生病了，正在臥床休息。但當真愿意一見，也還是可以見一見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無論學校辦公室的人如何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不見康生，也不見別的人。不見也就罷了，他還要賦詩云：“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的地步。

是陳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嗎？不是。陳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長（如陳序經）、教授（如冼玉清），還有護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認為“不好接觸脾氣大”的陳寅恪，對老校工梁彬卻十分客氣熱情，信任有加，不但稱他為“彬叔”，還讓他參與一些家事。陳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陳寅恪討厭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書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嗎？好像也不是。陳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見，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關系就很好，和胡適的關系也不錯，而胡適可是做過“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國民黨，且“死而后已”。這里也無關乎國共兩黨之爭。因為陳寅恪也和許多共產黨高級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內心深處敬重他們，比如陳毅、陶鑄、杜國庠、馮乃超。

也許，陳寅恪夫人唐篔對馮乃超的評價多少能透露出一點消息。唐篔說：“馮副校長雖是個老黨員，但倒是個念書的”。也就是說，是不是黨員或官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不要緊，要緊的是讀不讀書，或是不是讀書人。胡適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喬木、周揚也是，游走于國共官學之間的章士釗當然更是。陳毅和陶鑄雖然不是學人或嚴格意義上的讀書人，卻也是有知識有文化有學問有才華的“儒將”，而且尊重知識和學術。由是之故，他們也得到了陳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還是有所不同。除身為“一方父母”的陶鑄外，共產黨這邊，最受陳寅恪歡迎敬重的是陳毅。他得到的情感回報是“肅然起敬”。次為杜國庠。他得到的回報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誼仍在”。胡喬木也不錯。他得到了“中國傳統為師者的那一份慈愛”。郭沫若的情況比較微妙。畢竟雙方都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人，也都不是等閑之輩。然而一個是“馬列主義史學”的代表，一個是“資產階級史學”的重鎮，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又都風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喧多于交流，在談笑風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了。郭對此其實也有清醒的認識，謂之“壬水庚金龍虎斗，郭聾陳瞽馬牛風”，雖是笑話，卻有深意存焉。

不過郭沫若這個“戲言”的水平之高，卻也不能不令人嘆服。郭屬龍，陳屬虎，兩人又觀點相左，當然是“龍虎斗”。郭耳聾，陳目盲，兩人又立場不同，當然是“馬牛風”。但如此之巧對工對絕對，大約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龍爭虎斗唇槍舌劍之余，也未嘗沒有惺惺相惜。盡管十年以后，郭沫若還是在其新著《李白與杜甫》中對早已含冤去世并無還手之力的陳寅恪殺了個回馬槍。

最慘的是康生，他吃了閉門羹。康生其實也應該算是“讀書人”的。他是毛澤東身邊的“大秀才”，讀過很多書，文筆極好，書畫俱佳，藝術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惡在當時還尚未暴露無遺，或不為外人所知。無論從哪方面（政治地位或文化修養）講，他都應該見得著陳寅恪的，卻被拒之門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過這種軟釘子？于是他就來了個“軟著陸”，只用輕飄飄兩句話，就讓《論再生緣》的出版幾乎成了永無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點的是周揚。周揚本來也是要吃閉門羹的，只是因為看陳序經的面子，不想讓陳序經太為難，陳寅恪才勉強答應見周揚。但周揚在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二樓上顯然沒吃到什么好果子。“陳寅恪的態度是挑戰式的”，而一向辯才無礙的周揚則顯得底氣不足，幾無招架之功。盡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揚仍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因為他總算見了陳寅恪一面。當然，他對陳寅恪的感覺也和許多人一樣：“有點怪”。

比康生更慘的是某些學人。他們遭到了陳寅恪的譏諷甚至痛罵。早在1952年，陳寅恪就寫詩諷刺他的那些北國同仁，還特地把這首詩寄給北京大學教授鄧之誠：“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圣有成規。白頭學究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這顯然是諷刺從1949年到1952年短短三年間，學人們紛紛“棄舊迎新”、“棄暗投明”，放棄輕車熟路的舊研究方法，生吞活剝馬列主義，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輔仁大學校長、歷史學家陳垣，1949年時六十九歲，當然是“白頭學究”了。1953年底，陳寅恪又當著汪籛的面，連續兩天怒罵那些加入了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之為“無氣節”、“可恥”，喻之為“自投羅網”。據說，陳寅恪大動肝火，“恣意評點人物，怒說前因后果，極其痛快淋漓”。

看來，陳寅恪對所謂“時尚”，所謂“新學”，已是積怨甚深，對那些一心想要“眉樣入時”的“讀書人”，也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

這就決不只是什么個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人品與氣節

陳寅恪的這種態度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反對現政權，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其實不然。倘若如此，他為什么不去香港、臺灣，為什么同意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為什么還要和杜國庠、馮乃超這些共產黨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會活動都不參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師座談會”他就參加了，還戴了大紅花，這也是一種“時俗”么！怎么并無反感，反倒欣然？

這里面一定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陳寅恪的政治態度一直是個謎。他好像誰都看不慣。袁世凱當大總統，他譏為巴黎選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盡殘春也自雄”；張群組閣，他譏為妓女作秀：“催妝青女羞還卻，隔雨紅樓冷不禁”；國民黨長江防線失守，他也幸災樂禍：“樓臺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認為這是因為向往新中國，或是懷念舊王朝，恐怕就錯了。他在回憶洪憲稱帝一事時說，當時不少文人都對袁某人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讓他深為道德的淪喪而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君主還是民主，這在許多人看來是至關重要必須力爭的，而陳寅恪以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氣節。

1964年5月，陳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蔣天樞托以“后事”，并寫下了帶有“遺囑”性質的《贈蔣秉南序》一文。在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陳寅恪稱自己雖“奔走東西洋數萬里”而“終無所成”，現在又“奄奄垂死，將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驕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說，他陳寅恪一生之最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錢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識學問，而是人品與氣節。

事實上陳寅恪愿意與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無派，都是人品極好的人。陳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誠；傅斯年，為人正直，疾惡如仇；劉節，秉性梗直，寧折不彎；冼玉清，一生清白，遺世獨立。有意思的是，他們還多半都有些脾氣。比如陳序經為人是很謙和優容的，但當有關當局強迫他加入國民黨時，他把“烏紗帽”摜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又比如杜國庠一生為人寬厚平和，但面對極左思潮也會拍案而起，氣憤地表示“批判陳寅恪批得太過分”！因此他們也都往往會做“傻事”，說“蠢話”。比如劉節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詞”：什么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一起發瘋”倒是真！這種“逆言”也是說得的？但他實在忍不住。

當然，他們也多半都沒有什么“好下場”。

沒有好下場是明擺著的，甚至是他們“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劉節聽說“造反派”要批斗陳寅恪，竟奮然表示愿意替代陳先生上臺挨斗，并視為一種榮耀。如此“不識好歹”“自討苦吃”，如此“螳臂當車”“以卵擊石”，還能有什么好結果？然而，明知沒有任何好處，同時也于事無補，他們卻偏偏還要做。也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人品質的高貴。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陳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陳寅恪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還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他談到這樣一個歷史慣例：但凡新舊交替之時，總有人占便宜，也總有人吃大虧。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則常“感受苦痛，終于消滅而后已”。為什么呢？就因為其時新舊道德標準和新舊社會風氣“并存雜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勢適應環境，而有的人則無此“乖巧”而已。

顯然，陳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們大體上清楚了。為什么陳寅恪對杜國庠那樣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產黨人信任敬重，對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視而戒備？就因為前者“氣節不虧”。陳寅恪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他當然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堅持馬列主義，信仰共產主義，要擔怎樣的風險。那是要掉腦袋的！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們大講馬列主義，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應當。他們“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么！

那些“眉樣入時”的“白頭學究”們卻“原本”不是。“不是”當然也可以變成“是”，但要看怎么個變法，以及為什么要變。如果是自己通過學習研究，改變了觀點，倒也理屬正常，無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間毫無思考，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便很可疑。在陳寅恪看來，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機取巧。但不論何種情況，都是“變節”。氣節一虧，則其人不可取矣！

事實證明，陳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確。1949年以后，中國學人的改變立場觀點，宗奉馬列主義，有的是“曲學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屬于“心悅誠服”的那一類。否則，當他自告奮勇充任“說客”，南下廣州請老師進京時，就不會那么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長的其他陳門弟子都認為他不該用“官腔”和先生說話，更不該惹老師生氣，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這實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對恩師的敬仰和感激是終其一生的。正因為“感恩戴德”，他才會那樣說話。因為他對馬列主義的服膺是真誠的。事實上在汪籛的學術研究中，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陳寅恪的治史方法渾然天成，了無陳寅恪所痛恨的“貼標簽”的痕跡，文風新穎，令人耳目一新。這難道不是好事？正因為此，汪籛和陳寅恪談話時，才會充滿了“時俗”的口吻。在他看來，弟子發現了寶藏取得了真經而不與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歷史的悲劇或悲劇性也正在這里。汪籛和陳寅恪都是真誠的，道德的，而雙方的格格不入卻一至于此。一個要“革命”，一個要“守節”，這一場沖突是在所難免的了。問題是，陳寅恪為什么要對汪籛發那么大的脾氣，以至于說出“你不是我的學生”這樣的話？

答案也許就在汪籛筆錄的《對科學院的答復》里面。在這篇自述中，陳寅恪說：“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這其實也是陳寅恪的一貫思想。因此他在《答復》中開篇就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靈魂，也就是這八個閃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五、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真正震撼我們的，也正是那八個字：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幾乎所有人都很看重這八個字，夏中義也不例外。但他卻把這八個字歸到乾嘉以來的所謂“學統”里去了，并稱自由思想為學統之骨，獨立精神為學統之魂。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竟然能產生于毫無獨立自由可言的中國傳統社會，而且還誕育于文化鉗制最烈的乾嘉時代，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話也不能這么說。學統，甭管它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總歸是“統”。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作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過來把自由思想的獨立精神“統”將進去，卻未必是什么好事。況且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也不是什么“學統”之類的玩藝可以“統”得起來的。因為一“統”，就不自由、不獨立了。什么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所謂“獨立”，就是不依附，當然也不依附于什么“學統”。所謂“自由”，則不但包括怎樣想，也包括想什么，還包括不想什么。也就是說，想不想，怎樣想，想什么，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這種思路去做學問，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種思路去做學問，甚至我還可以不想做學問。不想做學問，也是一種自由思想，卻與“學統”無涉。當然，學問家還是要做學問的，但如果不把話說到這個地步，則那個“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認為這是一個什么學統問題，而是一個做人問題。我的觀點是，學問可以不做，人卻不可以不做；學統也可以不要，人格卻不能不要。沒有人格的獨立，哪有獨立的精神？沒有意志的自由，又何來自由的思想？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對陳寅恪也就多了一份理解。

就說陳先生一再堅持的“不宗奉馬列主義”吧，是他陳寅恪反感馬列主義，或者反對馬列主義嗎？恐怕未必。馬克思主義畢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項重要成果。任何不帶政治偏見、有學術良知與良心的知識分子，都會對它持有一種敬重的態度。但問題是，這份敬重必須是我發自內心的，而不能是別人強加于我的。事實上，早在“宣統三年”，陳寅恪就已經讀過了《資本論》原文，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視經濟因素的作用和階級意識在政治斗爭中的反映。就算沒有這些，也不等于陳寅恪反對馬克思。因為馬克思的學說，就是馬克思自由思想的結果，也體現著馬克思的獨立精神。不自由，不獨立，哪來的馬克思主義？難道《資本論》是按照官方意志寫的，或者申請過“國家級課題”？

所以，肯定陳寅恪，不等于否定馬克思。比方說，最為陳寅恪所痛恨反感的“審查送檢”，不同樣為馬克思所深惡痛絕？馬克思早就說過：“治療書報檢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在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問題上，他們是相通的。

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學術。比方說，盡管有陳寅恪“孰謂空文于治道學術無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吳宓“蓋藉此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素存焉，絕非清閑、風流之行事”的理解回護，還是有不少人對陳寅恪耗費十余年時間撰寫《柳如是別傳》不解，認為不值得。畢竟也就是一個柳如是么！小題當然也可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題”，而身為“大師”和“巨匠”的陳寅恪，難道不該去建構更為體大思精的史學廣廈？

其實，這里沒有什么值不值的問題。陳寅恪耗費十余年時間撰寫《柳如是別傳》不值，梁宗岱種菜養雞就值？梁宗岱是何許人也？他是法國象征派大詩人保羅·梵樂希的異國之友，世界大文豪羅曼·羅蘭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龍的座上嘉賓。他的詩人氣質和文學才華就連一向崇尚高貴和浪漫的法國文化人也為之傾倒。然而他卻去種菜養雞！因為他作為外語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頭蓋臉地痛批。他平時常常掛在嘴邊的“天才教育主義”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為眾矢之的。那好，你們不承認我“學問第一”、“教書第一”，我就來個“種菜第一”、“養雞第一”。不讓種不讓養，我還有“喝酒第一”、“力氣第一”（據說諸如此類的“第一”竟有七十多個）。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媽的能怎么樣！

這其實是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來堅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了，因此“理所當然”地引起了“革命群眾”的震怒，被斥為“對抗運動”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種程度上為陳寅恪所理解。陳寅恪是很喜歡梁宗岱的。1961年吳宓來訪，中山大學以陳寅恪夫婦的名義設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單由陳寅恪夫婦擬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婦。余則為劉節夫婦、梁方仲夫婦和冼玉清，都是陳寅恪的相好相知。

實際上陳寅恪又何嘗不是這樣做的？他體弱目盲，當然無法去種菜養雞。但他同樣可以去“不務正業”。比方說，不上課，不發表論文，不做“公認”該做的“大課題”。陳寅恪曾自謂其《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這決不是什么“自謙”或“自嘲”，而毋寧說是“自得”和“自許”，即“寧作戲筆，不入時流”。不錯，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課題，但必須按照“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則寧肯不做，或者去做“無益之事”，正所謂“閑同才女量身世，懶與時賢論短長”。

顯然，問題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如是，則值；如不是，則不值。而且，對于陳寅恪、梁宗岱他們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選擇，哪怕是“著書唯剩頌紅妝”，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變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讓人激賞和敬佩之處正在這里。

陳寅恪讓人震驚和敬重之處也正在這里。

這也正是我不想多從學術的角度來談陳寅恪的原因。畢竟，學術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況其思想還“囿于咸豐同治之世”，其議論還“近乎湘鄉（曾國藩）南皮（張之洞）之間”，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贊揚。又何況陳氏的著作中，也確實如駱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現歷史的羈絆，乃至某種陳腐的情感”（如被林賢治指出的“沒落士大夫情調”）！但陳寅恪的人格精神卻是超學科、超學術、超時代的，也不光是對做學問的人有意義。學術上的是非對錯遠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謂“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盡管陳寅恪王國維他們的追求，距離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獨立自由還相去甚遠，但能有此一說，便已屬不易。至少，他們在盡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從而“為天下讀書人頓生顏色”！

六、勸君免談陳寅恪

陳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們學不來。

首先是“頂不住”。無論是誰，當真要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就必須有本事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要知道，壓力并不僅僅來自官方，來自當局，也來自民間，來自群眾。比方說在“文革”前，官方對陳寅恪還是相當關心、愛護、客氣、尊重，乃至于“護短”的。反倒是群眾對陳寅恪很不買帳，極為不滿，正所謂“群情雖未洶涌，但相差也不太遠”。實際上歷史系一再堅持批判陳寅恪，一再堅持將陳寅恪劃為“中右”，在一定意義上即代表著“民意”。這也是該系領導人在受到上級批評時頗感委屈，一有風吹草動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們認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確的）。所以，上面的彈壓歸彈壓，下面的動作歸動作，批判會還是照開不誤。既然不能把陳寅恪揪到會場上來，那就在會場當中放一把椅子，以為代表，缺席審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陳寅恪能“橫眉冷對千夫指”，我們能嗎？

不是說我們不可能擁有陳寅恪那樣的人格力量，而是說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還值得懷疑。《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書作者問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個人‘頑固’地堅守著逆潮流的、已等同‘過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說到底還是“有恃無恐”。陳寅恪的地位太高來頭也太大了。他可以因為沒有及時收到戲票而向副省長大發雷霆，質問“你這個副省長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

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眾”呢！“群眾”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閑話中國人》的書中多次說過，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其具體表現，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那么，憑什么我們大家都學習馬列學習政治，你陳寅恪就可以不學習，還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憑什么我們大家都隨波逐流，唯獨你陳寅恪就可以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時半會革不了，就等待時機。時機總是會有的。比方說，文化大革命。那時，就連陶鑄都被揪了出來，看誰還能保得了你！

顯然，我等一般學人如果也想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除非全社會都認同獨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樣”。但現在卻很難。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個守不住呢？因為要“學以致用”。中國的讀書人，或曰知識分子，內心深處歷來就有一個解不開的疙瘩，那就是總覺得自己的滿腹經綸得有地方派個用場，否則實在是可惜了的。所謂“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換飯吃，換錢花，更主要的還是要有利于國家民族國計民生。因此這種想法不但不可恥，反倒很崇高。

這種崇高感很容易地就會解除了堅守“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線。比如歷史學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陳寅恪的學生，卻同時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謂“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寫作組”）的成員。這在別人看來是恥辱，周先生現在看也是恥辱，但當時的感覺卻是慶幸。慶幸什么？慶幸自己所學的知識總算派上了用場。這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周先生為自己“附逆”行為所作辯解的“托詞”，而應看作他的真實想法。周先生是讀過舊書的人，從小滿腦子灌輸的就是“修齊治平”那一套。按照這一套說教，一個人之所以要讀書，是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則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學以致用，服務于政治，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情。所謂“學成文武藝，貸與帝王家”，實現的不但是一個讀書人的人生價值，也是知識學問的自身價值。相反，有一肚子學問卻沒人看重賞識，沒有用武之地，則是最讓人難熬的。這時，如果來了個買家，而且是大買家，你還不趕緊賣出去？

甚至還有自己上桿子送上門的。比如馮友蘭就是。馮友蘭也是參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樣，頗為情議所不容。說起來馮先生也是海內大儒，怎么會如此糊涂？其實，與其說是“糊涂”，不如說是“自覺”。對此，夏中義的《九謁先哲書》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觀點：馮先生是頗有些“圣人情結”的。他的理想，是要成為“當代中國的孔夫子”，成為當局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首席顧問。你既然打算通過權力中樞來施展“為王者師”的抱負，就先得讓權力瞅著你順眼；而討好權力之捷徑，則莫過于“順著說”。這當然無妨看作一種策略，卻也是一種危險的游戲。因為無論如何，“順著說”和“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順了第一回，就會有第二回，第三回。結果，一路順將下來，馮先生幾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誰。最后，“國師”沒當成，反倒當了“梁效”。

馮友蘭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們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其實就是堅守個人立場，不以社會的好惡為好惡，不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經“自外于群眾”，也就不能指望別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當回事，也不能指望別人理解你、賞識你，聽你那一套。總之，選擇了獨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條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這份寂寞么？

就算耐得住吧，也還有一道坎兒不大容易邁得過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聞達于諸侯”；你可以孤芳自賞，不把別人放在眼里；但你總要吃飯吧？連陳寅恪都感嘆自己是“求醫萬里，乞食多門”，咱們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給了，咱就會衣食無著，咱就得掃地出門。我在《你好，偉哥》一書中說過：人們總喜歡罵中國的學人和文人沒有骨氣，卻常常忽視一個現實問題：他們每個月就那么幾個小錢，上有老下有小，又要養家又要糊口，頭頂上那幾片瓦和腳底下的立錐之地都是單位上的，看病吃藥哪怕就幾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單位報銷（說得不好聽也就是討），你叫他如何硬得起來？

的確，要想有思想的獨立，必先有人格的獨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獨立，又必先有經濟的獨立。大家都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但魯迅先生能夠“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軟”，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這才能堅持思想言論的獨立自由。問題是，魯迅先生可以靠稿費版稅養活自己，又有多少學人能靠學術研究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呢？

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真是談何容易！

還是陳寅恪自己說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

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學人更不自由。

學人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為文人可以只發牢騷而學人總要做事做學問。要做事做學問，就要有條件；而如果你非要堅持什么“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這些條件便很可能與你無緣。正如夏中義所說：“事情很明白，當你不思依傍權力，則權力所支配的種種恩惠也就不再賜你，而其制控的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纏你”（《九謁先哲書》）。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緣》，郭沫若可以盡閱當時所能看到的珍貴資料，包括北京圖書館館藏、鄭振鐸捐贈的“海內孤本”，陳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憑記憶搜索，請助手查找，最興師動眾的也不過是靠“私誼”請外地的學生幫忙，條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國學術界眾所矚目的《光明日報》上以“排炮”的方式發表一連串文章，陳寅恪卻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釗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帶出境外刊行，事后還要被追查，境遇之懸殊又何可以道里計？結果，盡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經人介紹讀了陳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來潮要研究這個課題的，卻能迅速地使之成為國內學術研究的熱點，而陳寅恪的《論再生緣》雖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卻只能如陸游所詠之梅花，“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根本無人問津。

這可真是天壤之別。有權，就是比沒權好哇！

所謂“權”，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權力，也包括學術權力。它可能是一種行政權力，也可能只是一種話語權力。比如能批給你一大筆科研經費，為你調查研究、收集資料大開方便之門，讓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等等，運用的是行政權力；說一不二，一言九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則是在運用話語權力了。話語權力也很厲害呢！它能決定一個人在學術界混得怎么樣，能不能混出個名堂來，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樣堪稱“生殺予奪”。君不見，多少有著真才實學的人默默無聞，多少有著真知灼見的著作埋沒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輩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東西卻被捧上了天，就因為后者掌握了話語權力而前者沒有么！

行政權力與職位有關，話語權力與地位有關，但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兩者之間往往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瓜葛和貓匿。長期以來，中國的學術活動尤其是學術評價（評獎、評職稱、批課題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體制下運作。而且，隨著所謂“量化管理”的推行，學術的體制化還有愈演愈烈之勢。體制是不由分說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體制也是一視同仁的。無論誰和體制作對，哪怕脫離體制，都將一事無成，甚至連飯都沒得吃。

這里面也沒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問題。世道從來就不是為少數堅持“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設立的。它只為那些愿意“入時合流”的人設立，也只為他們服務，給他們好處。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別到我這里討什么“公道”。在這一點上，它只問“是否”（納入體制），不問“親疏”（血緣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體制對著干。你得自覺地納入體制，在體制規定的軌道上運行。比方說，你得先去讀個學位。而且，光有碩士學位還不行，還得有博士學位。然后，你得去評職稱，從助教、講師、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當了教授也還不行，現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博導”（博士生導師），據說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導”們為什么會把這頭銜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標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樣？不過現在“博導”也如過江之鯽了。東西多了就不值錢。所以你還得去爭取別的頭銜，比如能夠決定別人能否升職、得獎、當博導的評審委員。總之，你得去當學術界的“大佬”。到那時，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寫的書再破也能出版，你寫的論文再臭也能發表，你隨便申請一個什么鳥課題都會批準，有著花不完的錢。你將坐著飛機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飛來飛去，講學作報告或者參加評審會，放的每一個屁都很香，看著誰不順眼就能把他給滅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樣：“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歡誰便是誰”。

這確實很有誘惑力。當然，為此你得先做一點點事情。比方說，你得想方設法每年都發表點論文。其中所謂“權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數的。你得想方設法去獲獎。其中“省部級”多少，“國家級”多少，也是有定數的。你還得去申請課題。這些課題是哪一級的，有多少錢，在評定你是否能夠當教授、當博導，是否能夠獲得重要崗位津貼時都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最后，你還要填許多表：評職稱要填表，報課題要填表，申請博士點、重點學科，申請博士生導師、重要崗位津貼也都填表。這些表幾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輩子。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當你申請這個申請那個時，必須投其所好，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來。比如申請課題，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請到課題，卻是你能不能升教授、當博導、成為學術界大佬的先決條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題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這沒有什么價錢可講。相反，你還得挖空心思去對號入座。

請注意，以上所說，只不過按照制度規定必須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諸如此類的“詩外功夫”和“畫外功夫”：經常到領導和前輩那里去“走動走動”，請學術權威和社會名流題寫書名或作序，以及邀齊了哥們姐們來吹吹拍拍等等。還請注意，上述過程有可能是很漫長的，沒完沒了的。因為即便你當上了什么，還會有更高一級的什么等著你去當。何況在你爭取當什么的時候還欠下了一大筆人情債要還。于是，當你把這一切都打點停當，躊躇滿志準備干點自己想干的事情時，恐怕就會發現你其實已經不是自己了。

那時候，還說什么“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八、豁出去，就能了

其實，有些事，也不過就是“一念之差”。

就說前面那些東西吧，當真想通了，也沒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學術地位嗎，不就是話語權力嗎，不就是科研經費嗎，不就是崗位津貼嗎？不就是當教授當博導，吃香的喝辣的，坐飛機住賓館，在主席臺前排就坐放個屁都有人鼓掌嗎？我們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時我們總說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說，豁出去，就能“了”。

問題是你豁不豁得出去？

陳寅恪不能說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說，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時：“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詩篇自紀年”。但他對自己身后這些著作的命運還是在乎的： “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托不須辭”。他還不是“滿不在乎”。

陳寅恪的可貴之處，在于他能夠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為有沒有意義。意義，這是我們繞不過去的最后一道彎，邁不過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別人承認，但我總不能不要“意義”吧？連“意義”都沒有，我做它干什么？

然而陳寅恪卻似乎把“意義”看得很淡，一再宣稱自己不過“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這話理所當然地被許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話、憤激之辭，或表現了他的痛苦和無奈。我們當然已無法確知陳寅恪說這話的真實想法，但我寧愿把它看作一種徹底，一種為了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而悟到的徹底，盡管徹底得很無奈。

徹底是很重要的。徹底才無礙，才無羈，也才無所畏懼。因為所謂“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內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說，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沒有意義，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獨立自由的。是則是，否則否。你想的東西再沒有意義，只要是獨立自由地想出來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義，也不是。

從這個角度來看陳寅恪的許多“自嘲”、“自貶”、“自損”，我們就會有別樣的體會。1952年，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出版，陳寅恪為該書所作之序卻被刪去。陳致信楊樹達先生云：“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者，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陳此處之所謂“迂腐”自別有意味，但陳寅恪的著作中從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陳腐”之處，恐怕也是一個事實。問題是，“迂腐”難道就不是一種聲音，就該滅絕？如果“迂腐”該滅絕，那么，和“迂腐”沾邊的，比如陳腐、陳舊，還有刻板、呆滯，是不是也該滅絕？如此推論下去，請問又有什么不該滅絕？

意義也一樣。如果沒有意義就不能存在，就該滅絕，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說出有意義的話，又有多少人句句話都有意義？何況一個問題或一句話有沒有意義，原本就是不大說得清楚的事情。杞人憂天數千年，天并沒有塌下來，那么，杞人還該不該憂天，杞人憂天還有沒有意義？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沒能猜出來，究竟有多少意義，還要不要再猜？實際上，科學史上許多課題開始時是沒有什么意義，或看不出什么意義的。正因為歷史對無意義表現了寬容，才有了今天科學長足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極少數的“有意義”其實是靠眾多的“無意義”來支持的。沒有“無意義”就沒有“有意義”。比如在我們看來，吃蜘蛛是沒有意義的（其實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沒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別的不能吃的東西），我們今天也不會吃螃蟹。

更何況，如果我們今天以“沒有意義”為由不準別人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那么，明天別人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不準我們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你可以這樣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樣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的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實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自由思想或發展學術）講，我們都得肯定“無意義”的意義。而且，為了徹底，為了確保思想的自由，我們還得否定意義的追求。

否定意義的追求，有這個必要嗎？既肯定“有意義”，也寬容“無意義”，難道就不好就不行嗎？果真如此，當然很好。可惜，如果我們的口號如此，就不會有人去做“無意義”的事了。有意義的事不做，卻去做無意義的，誰會這么傻？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義的事，又會怎么樣呢？就會放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因為一件事有沒有意義，不是你自己個人說了算的。要么是社會大眾說了算，要么是權威人士說了算。只有當他們認可了你的意義，你的所作所為才是有意義的。顯然，這就必須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以他人的標準為標準，哪有什么“獨立精神，自由思想”？

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總是“毛”，總是想附在某張“皮”上，就因為他們總想有意義。在中國，純粹的知識、學問，從來就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當它服務于現實，比方說能夠安邦治國或者富民興國時，才被承認為有意義。中國的讀書人為什么那么熱衷于濟世熱衷于做官？就因為只有這樣，“無意義”才能轉換為“有意義”。所以，與其說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政治情結”，不如說他們有一種“意義情結”。

于是，為了使“無意義”轉換為“有意義”，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附在某張“皮”上。因為單獨的“毛”沒有意義。單獨的“毛”，無根無底飄浮不定，風一吹來就滿天亂飛，不要說別人看著沒勁，連自己心里都不踏實。

然而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不僅因為他有知識，更因為他是“分子”，既是極少數，又有獨立性。如果附在某張“皮”上，哪還是“分子”嗎？王瑤先生說得好：“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顯然，要想無愧于知識分子的稱號，就得堅持獨立立場；要想堅持獨立立場，就不能附在某張“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張“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義能不能實現。但意義如果不能實現，即等于沒有意義。因此，當我們決定選擇和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時，就得先問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連“意義”都不要？

意義其實是最難豁出去的。但“若為自由故，意義亦可拋”。因為你如果連意義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沒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正如一位詩人所說的——船完全被撞破之后，也就不會沉沒了。它的每一塊零散的木板，將永遠漂浮在海上。

要談陳寅恪，就必須先把這些問題都想清楚。

我們想清楚了嗎？